吴卓林看到一条濒死的鱼。
它张着嘴大口呼吸着，身上的表皮几乎全部溃烂。鱼缸里充斥着浑浊的絮状物，这是鱼死前分泌的黏液。
这是国内二线城市的一家水族馆，吴卓林想找工作人员把这条鱼捞出来。可放眼四周，馆内空空荡荡。
他拍下眼前这条濒死的鱼，发布在网上。
2023年底，原是陈列空间设计师的吴卓林开始系统性地探访全国各地水族馆。他从小就喜欢水生动物，后来岳父送了他一个大鱼缸，让他养鱼。养久了，兴趣愈发浓厚。他先是做起观赏鱼的科普视频，后来无论去哪里旅游，当地的水族馆都是必去之处。
他拍下的情况还有很多——鱼的体积和生存空间不匹配、游客投喂频繁导致鱼被撑死、注入色素给鱼“文身”等。每探一次馆，他就做一个视频，“好的坏的都会说，凭良心”。
于是，全网近100万的粉丝跟着他，开始关心起水族馆里的鱼。
养活一条鱼，为什么这么难？
挑刺
跑过全国几十家水族馆后，吴卓林发现，大部分水族馆里的鱼，活得都不太好。
首先是水的问题。养鱼，把控好水温和水质是关键。鱼的种类和习性不同，生存环境也存在差异。以海水鱼为例，饲养海水鱼需要使用海盐，水的盐度和pH值是海水鱼生存的关键。
有一次，吴卓林发现海水鱼竟然被咸死了。“正常海水的（水和盐）比重是1.025，但他们却高出了三倍”，原因是馆方给海水缸补水只补海水，不补淡水，导致盐分越来越高。吴卓林询问馆方平时是否会测水的盐度和pH值等指标？他得到的回答是“只测水温”。
其次是空间的问题。一次，他发现某馆内大鲵（俗称娃娃鱼）的生活空间十分狭小，大鲵是目前全球现存体型最大的两栖动物，身长至少在60厘米左右。馆方却将之饲养在一处与它身长差不多的场所，导致大鲵无法翻身。大鲵皮肤薄而敏感，饲养时应铺鹅卵石或细砂，馆方铺的却是粗糙的水泥材料。
大鲵生活空间狭小。受访者供图
比起鱼，更多人关心的还是水生哺乳动物，它们的日子也不太好过。
海兽表演屡禁不止的现状，根本原因是背后有庞大的消费市场。吴卓林对海兽表演持半支持态度，他认为，超大型海洋馆若没有海兽表演，可能无法撑起庞大的运营。
“用动物行为展示替代马戏表演。馆方可以展示动物野外狩猎和生存技巧，比如让白鲸展示换气和破冰之类的动作”，可他看到的却是，馆方让海豚拉船，导致身上有多处勒痕，又或是让体重庞大的虎鲸趴在岸上。
一些常见却伤害动物的表演。受访者供图
还有些问题虽不威胁鱼的生存，却也是目前国内水族馆的通病。
最常见的是铭牌错误。某馆饲养了一条皇冠三间，铭牌上写的却是帝王三间，而配图又是一条巴西亚三间。这三种鱼的外形和颜色差别并不小。
今年夏天，吴卓林探访了沿海某市一水族馆。该馆展示了几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——玳瑁。这在国内水族馆中较为少见。铭牌上写着，“玳瑁的主要食物以鱼、软体动物、海藻为主，性格凶猛”，吴卓林认为这不准确，玳瑁的主要食物是海绵，占到总食物的90%以上，且性格温顺。
在该馆的淡水鱼展区，一块介绍红尾护头鲿的铭牌上写着，“成年后会发出类似猫叫的声音”，可事实上，这种鱼并不能发出猫叫声。
水族馆内错误的铭牌。朱雅文 摄
物种命名本应有科学规范。一种鱼类通常有拉丁学名、中文正式名、商品名和俗称等多种称呼。“拉丁学名是世界通用的最严谨的叫法。同一种鱼在不同地方的俗称不一样，且有多种鱼俗称相同的情况，因此在国内标注中文正式名也是必要的。”
吴卓林表示，很多水族馆连基本的准确标注都做不到。
有人认为他太较真了，“拉丁学名老百姓看不懂”“水族馆不需要科普”。也曾有馆方表示，作为景区，他们想做更贴近大众的科普，“太专业反而会显得与游客有距离”。
但在吴卓林看来，科普教育是水族馆的核心功能之一，而科普必须建立在科学与严谨的基础上，不能为了通俗易懂而牺牲科学性。
在水族馆，最常见的场景就是亲子互动。孩子问父母：这是什么鱼？大多数父母的第一反应是逐字朗读铭牌上的内容。
“孩子是在乎内容正确性的。”一次，吴卓林指出某馆铭牌错误后，该馆再次邀请他去拍摄。一个大约8岁的男孩对着镜头表示，“（铭牌上）之前写淡水鲨鱼是错误的，很多特征都不符合鲨鱼，现在终于改过来了。”
吴卓林拍摄的AI生成图。受访者供图
这两年，主动邀请吴卓林探馆的水族馆变多了。馆方的目的，他心里清楚，并统一表示，“好的坏的我都讲，实事求是，如果不让讲坏的，就不去了。”
大部分馆方不再回复，也有少数表示：“没关系，如果指出问题，我们就改进。”
这是吴卓林希望看到的态度。在他看来，公众的关注是目前国内水族馆前进的重要动力。
做动物保育，还是娱乐大众？
成为探馆博主后，吴卓林结识了从事水族行业多年的王鼎。在王鼎的印象中，确实有馆方希望通过视频曝光问题，推动改变。
两人曾共同探访某家水族馆，该馆经理不仅没有阻止，还主动表示“这条鱼快死了，拍下来”。经理是水产养殖专业出身，但水族馆的老板并非业内人士，一味推行付费投喂互动项目，却不控制游客的投喂量，导致很多鱼被撑死。
“他想把水族馆做好，奈何老板给的限制太多。”王鼎十分理解这位经理的想法。他曾为多家水族馆设计过方案，发现国内水族馆的投资方大多不是专业出身，且不太接受专业人士给出的建议。
有一次，王鼎受邀给某水族馆做设计，他指出场馆中心的水体空间不适合饲养海豚，但投资方坚持认为在场馆中心养海豚“比较吸睛”，王鼎也很无奈。
亚洲水族馆技术研究院创始人师哲表示，中国水族馆以民营为主，有官方背景的较少，这与欧美或日本有所不同。在欧美，除了私人投资的水族馆，还存在大量由政府或基金会创办的水族馆。在日本，开设海洋、水产、水族等专业的大学或政府创办的水族馆也占有很大比例。
投资方背景的差异，直接决定了水族馆的运营理念。师哲介绍，国内水族馆的投资方大致可分为外资类、独立水族馆类、地产行业类、动物表演（类马戏团）转型类和小型投机类等几种。“多快好省是后三者做事的基本逻辑。”
他举例说，水族馆内本应规划鱼的检疫区，但由于鱼的检疫周期长达40天以上，且检疫区需占用很大面积，目前国内大部分水族馆并不会划出标准的检疫区。
一般来说，建一家大型水族馆从投标、到概念设计、再到落地，最快也要五年。有些鱼是野外品种，到了人工环境需要一段适应期，俗称“开口”。水体养水同样耗时，小的水体需要两周，大的水体需要一个月到三个月，巨型水体和特殊生物水体则需要半年甚至更久。
“后三类水族馆经常出现这样的景象：展示场地前一天还是工地，尘土飞扬，夜里做保洁，展示水槽前半夜化盐兑水，鱼后半夜入缸，天亮后开业迎接游客。也因此，第一批鱼被称为‘闯缸鱼’。”
师哲表示，这类水族馆为了降低成本，会选择价格便宜的鱼类品种作“闯缸鱼”，“死了不心疼”。这就是为什么游客们往往去刚开业的水族馆，会发现里面的鱼品种并不太多，甚至水还是浑浊的。
被撑死的坦湖蝴蝶鱼。受访者供图
鱼死了，有人管吗？
王鼎指出，水族馆内常见的鱼多为人工繁育品种，或其野生种群数量较为可观，未达到濒危标准。且我国对鱼类的管理仅限于保护动物，即便有些种类鱼的数量比大熊猫还稀少，但只要不在保护动物名录内，就不受特别保护。
师哲也提到，在我国，包括鱼类在内的水生动物归农业农村部管理。若水族馆展示的是国家保护动物，引进时需要在场地满足饲养条件后申请办理手续并备案。若展示的不是国家保护动物，本质上它们和菜市场的鱼是一样的。只是因为展出，它们的身份变成了“类宠物”而被人参观和喜爱，和游客在情感上产生关联，它们的死亡才会引发游客的不适。
针对水族馆内水生动物的生存状况，原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资源环保处处长郭睿曾于2017年公开表示，由于水族馆行业近几年快速扩张，特别是一些从未涉足该行业的企业涌入，技术、管理等均难以跟上，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，包括水族馆内水生动物致残、死亡事件时有发生。
然爱同声自然保护社群发起人邵然曾是一名驯鲸师。她回忆，自己曾为一头海狮与领导发生争执。那头海狮年纪大了，表演时多次重重地摔在舞台上。她写了封长信给领导提建议。一周后，她在领导办公室门口发现了那封信，上面布满了脚印。
那时，邵然才恍然大悟，这份工作的核心价值并不是做动物保育，而是娱乐大众。“即便动物再痛苦，即便驯兽师冒着被咬的风险，演出都不能停，场馆营收不能被影响。”
一位在职驯兽师表示，馆方用药物维持海兽虚弱的生命，只为了能多上台表演几次。另一位已离职的驯兽师曾向邵然表示，他所在的水族馆内冰箱里都是动物的尸体，“实在接受不了”。
邵然曾是一名驯兽师。受访者供图
一位业内人士指出，部分水族馆管理者对上述问题十分清楚，但依然秉持着“能捞一笔是一笔”的想法。这并非个人决策，背后是环环相扣的利益链条，“受益者并不想改变”。几年前，多家水族馆内部开会时就意识到“公众舆论压力大”，但最终选择集体沉默。若舆论压力过大，个别场馆会主动联系发帖者，采取提出条件换删帖、言语威胁、找人居中调解等方式解决。
“说到底，大多数水族馆是私人企业。市场产生的问题，交给市场来解决。”师哲表示。
发展太快，后劲不足
师哲称，目前国内水族馆数量约为300家，其中60%都是2010年之后建造的。
他大学学的是水产养殖专业，参与过众多大型水族工程的设计和规划工作，是国内较早从事水族馆行业的资深业内人士。据他观察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2010年左右，我国增加了50多家水族馆，“这样的增速不算太快，人才等各方面还能满足”。
但从2010年至今，全国增加了100多家水族馆，“相当于一年增加十几家”。
“目前我国水族馆存在的大多数问题，归根结底，都是行业发展太快导致的。”师哲总结。
现代形态的水族馆作为“舶来品”，发源于西方。世界上第一个公共水族馆诞生于1853年，它位于伦敦摄政王公园内，是一座私人鱼屋改造并开放给公众，为人们提供近距离观察水生生物的窗口。
师哲介绍，在我国，水族馆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前，国内水族馆较少，较有代表的是由蔡元培创办的我国第一家水族馆——青岛水族馆，当时更多是用于科研和展示。由于硬件有限，馆内无加热设施，因此只在夏天开放，展示生物种类多为青岛近海捕获。
刚建成的青岛水族馆。图源：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
第二阶段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，水族馆学习苏联和东德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运营模式，多内置在动物园中，被称为“金鱼园”“热带鱼馆”等。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后，中外合资旅游业兴起，国内水族馆多靠国外技术支持，出现了当时最先进的海底隧道。那时兴建的水族馆都喜欢取名“海底世界”。
第四阶段是本世纪初至今，水族馆从“海底世界”升级为“海洋公园”和“极地世界”，融合游乐设施、餐饮、动物表演等多种业态，本质上是以海洋为主题的综合性公园。
由此可见，水族馆从最初的展示、科研、教育的功能，一步步与文旅产业嫁接，商业逻辑逐步主导了国内水族馆的运营。
师哲指出，在行业发展早期，市场经济刚起步，水族馆这一新生事物的确是一个优质投资项目，“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有资方投入200万元建了一个水族馆，一个十一假期就全回本了”。
技术方面，特别是外资背景的水族馆，因为有国外先进技术的加持，在展示效果、游览路线、设计施工和管理等方面都表现不错，并且从业人员工资较高，“上世纪90年代就有馆长每月工资超过了一万（元）”，因此能吸引大量专业人才。
“可能大家不信，30年前国内水族馆整体水平都很高”，师哲感慨。
但随着行业的快速甚至是盲目扩张，水族馆的质量每况愈下。
最突出的问题是人才培养出现断层。水族馆的快速发展让“挖人”成为常见操作，“最早是馆长和总经理被挖，再之后是养殖部主管，最后实在无人可挖，就挖养殖员，到了新馆直接担任馆长。”师哲指出，国内最早一批养殖员多由转业军人、普通社会劳动者、养鱼爱好者组成，他们掌握的主要是基础操作知识，难以胜任规模庞大、运营复杂的水族馆管理工作。
也正因如此，在改革开放初期本应逐步积累与传承的技术，出现断代现象。
他举例说，大型、巨型水体维生系统应采用重力沙滤，这种基础工艺不仅水质好而稳定，还能节能60%以上，但95%以上的从业者都不了解这一常识。
为了推动行业进步，2018年，师哲携手科研院所、高校教师和基金组织等相关人士，共同成立了亚洲水族馆技术研究院，定期举办行业技术和经营管理培训。但师哲发现，投资人和总经理更关注宏观战略和营收问题，对技术细节并不重视。
邵然也深刻体会到行业准入门槛低给水生哺乳动物带来的伤害。
她回忆起曾经去人才市场招聘时，很多刚成年、毫无相关经验的人都能以实习身份入行，“只要能吃苦就行”。邵然表示，大部分驯兽师和管理者认为，即便馆方为降低成本给动物吃的是臭鱼，至少保证了它们吃喝不愁。“他们对动物福利的认知，只停留在这个层面。”
在正式成为驯鲸师前，邵然仅学习了游泳、潜水、机械操作和药物配制等入门技能，像动物心理学、动物行为学这类专业知识，她并未涉猎。
中国鲸类保护联盟发布的《急速发展的海洋公园产业（2019年）》报告显示，中国海洋主题公园产业并未按行业职业标准对驯养有资质要求，并未持有水生哺乳动物驯养师资格证，只需潜水证就可在场馆里工作，迄今为止这是行业常态。
邵然透露，2011年左右入行时，她月薪约2000元。据她了解，如今驯兽师的月薪普遍也仅有三四千元。
邵然和她训练过的白鲸苏菲，由于长时间的囚禁，苏菲曾在水下攻击邵然。受访者供图
师哲分析，从市场密度来看，目前中国人均600万到700万人拥有一家水族馆，而这一数据在欧洲和美国分别是400万人和200万人。这意味着中国水族馆市场仍未饱和。
王鼎也指出，目前国内规划建设中的水族馆约有20多家。“这一行业在二三线城市还是受欢迎的，很大的优点是对游客来说四季皆宜。”
在师哲看来，中国水族馆正经历从低质竞争到品质提升的转变。虽然人均水族馆密度仍低于发达国家，但增速显著。这将倒逼水族馆从策展、硬件设施、服务水平、科普教育等多个维度进行全方位升级。
什么是好的水族馆？
王鼎曾在水族馆志愿担任过讲解员。他发现，只要游客对水生动物有一点兴趣，配上专业而生动的讲解，他们都会感到有所收获。
王鼎建议，水族馆可以在讲解服务上有所开拓。这不仅能延长游客停留时间，也能让他们觉得物有所值。
可惜的是，目前提供专业讲解服务的水族馆少之又少。相比之下，国内博物馆近年来在讲解服务上不断优化，不仅配备专业的讲解员队伍，还借助多媒体和线上平台等提升游客的文化体验。
“水族馆和博物馆，都是博物学的一部分。一个收藏静物，一个展示动物，本质上是一样的。”王鼎表示。
探馆时，吴卓林对水族馆有更高的期待。
国内水族馆大多使用蓝色灯光造景，尤其在海水区，以呈现“海”的感觉。但不少游客反映，蓝光灯让他们根本看不清水里的生物。
此前，杭州某水族馆邀请吴卓林和王鼎提意见，王鼎就指出了灯光问题。安装师傅换上白光灯后，效果立竿见影。王鼎补充说，蓝光灯的价格甚至是白光灯的数倍。
蓝光灯和白光灯的差异。受访者供图
在王鼎看来，水族馆应该更好发挥科普教育功能，因此在展陈设计上，也应该根据鱼类的原生环境进行科学分类，而不是“商业混养”，这样才能向公众真实展示鱼类习性和需要保护的自然环境。
有一次，王鼎在某水族馆看到一展示区展示非洲刚果河流域的水生环境，但里面养的鱼却不是非洲的鱼。王鼎询问馆方，得到回复：“买不到非洲的鱼”。
这不是个例。王鼎指出，目前国内水族馆同质化严重，在展陈设计和生物选择方面，都是如此。
相比之下，国外水族馆呈现出不同面貌。例如，澳大利亚凯恩斯水族馆，展示的生物都是昆士兰州本土的物种，颇具地方特色。王鼎认为，中国的水族馆也可以借鉴这种模式，呈现区域性特色。
师哲也指出，中国水族馆的发展周期和日本高度相似，也和经济发展周期高度重叠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日本水族馆同样经历过快速增长期，同质化严重，到了九十年代，不少水族馆倒闭。如今，经过市场洗牌存活下来的水族馆都形成了各自的展示特色，日本每个县的水族馆都选择展示本区域特有物种。
“健康的竞争应该是差异化的竞争。”王鼎表示。他建议国内水族馆根据自身条件进行特色展陈：小型水族馆可展示个体小、外形精致的生物；中型水族馆，如区域中心城市的水族馆，可展示本区域生物；大型水族馆，如省级水族馆，则可以展示世界各地的水生环境。
澳大利亚凯恩斯水族馆用白光展示当地河流，主要为厚唇弱棘鯻、大口汤鲤、乔氏硬骨舌鱼和尖吻鲈。受访者供图
新喀里多尼亚水族馆，在王鼎看来，是世界上珊瑚展示做得最好的水族馆之一，用的白光和完全当地的生物。受访者供图
吴卓林重复探访的水族馆不多，郑州海洋馆是其中之一。
首次探馆时，吴卓林发现了铭牌错误、动物生存空间狭小等常见问题。他如实评价并发布视频，引起一片哗然。
在公众心中，郑州海洋馆是中原地区最好的水族馆。中原地区不临海，水族馆是市民了解海洋生物和接受海洋科普的重要场所。
馆方工作人员坦言，这是他们自开馆以来遭遇的最大“舆情”。吴卓林发布视频当晚，工作人员逐一回复网友质疑，并承诺立即整改。针对吴卓林指出的种种问题，官方第一时间联系他寻求意见。
第二天，郑州海洋馆就发布了整改视频。
另一次，吴卓林在视频中指出某馆美人鱼表演区水质差但表演场次多，本是为表演者权益发声，却引来一位美人鱼表演者的不满：“表演场次少了，收入就少了”。
长期畸形的行业生态中，每一方都难辞其咎。
邵然强调，公众的认知直接影响水族馆行业的未来走向。
九年前，由于多次目睹动物在圈养环境下遭受高强度训练导致受伤甚至死亡，邵然从一名驯鲸师转变为动物保护倡导者。在外宣讲时，她发现，绝大部分公众对水族馆的定位和对动物表演的认知存在偏差。
“他们仅将水族馆视为娱乐场所，对其背后所涉及的动物福利、生态保护以及科普教育等深层意义缺乏了解。”邵然表示，目前国内水族馆最大的收入来源是门票和周边。虽然动物表演不单独收费，但如果没有表演，游客就不会买门票。
在她看来，除了娱乐功能外，水族馆真正不可替代的价值是科普教育。
“虽然书本和纪录片是获取海洋知识和开展科普教育的良好途径，但一个能够以救助、保育、公益等角色存在的水族馆，对孩子们而言，无疑是更为优质且直观的科教平台，能够极大地激发孩子们对海洋世界的兴趣与热爱。”
曾经，在动物表演过程中，邵然尝试向观众传递正确的科普观念时，反而引发了部分观众的不满。这让她不免有些担心：水族馆如何在市场效益和科普教育中，真正找到一个平衡点？
作为曾经的驯兽师，邵然曾经接受了很多采访，她发现，评论区几乎是“一片好评”，大家都对她表达了支持和共情。但她认为，这并不代表公众对水族馆认知的提升。只不过是她以亲历者身份的讲述，触动了大众内心的柔软与同理心。
然而，亲历者数量是很有限的。邵然曾尝试过邀请在职驯兽师进行分享，即便是匿名的，多数人都不愿意“惹麻烦”。再后来，她改变策略，寻找像她一样已离职的驯兽师分享，但依然被婉拒。“一方面，不想跟曾经的同事搞僵，另一方面不想卷入社会议题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”
邵然主办的展览《鲸房：困于方寸之间的蔚蓝梦境》近日于深圳落幕。受访者供图
除科普教育外，师哲认为，真正好的水族馆，还要能给人以艺术启迪与情感链接。“让人感受到自然界的美”。
在亚洲水族馆技术研究院举办的一场培训会上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理事白明曾公开表示，我国水族馆展览创新盲从无方，一味迎合观众低级感官需求，卷入一般娱乐业竞争，丧失社会价值，只能靠票价折扣压缩成本维系生存。观众既享受廉价感官刺激，又批判其低俗与迫害动物。破解之法是水族馆找回自我，以自然之美及艺术创造产生移情效应，让观众陶醉其中。
演讲中，白明援引了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》中最开头的两句话——
“认识到许多美丽的、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和植物是地球自然系统中无可代替的一部分，为了我们这一代和今后世世代代，必须加以保护。”
“意识到从美学、科学、文化、娱乐和经济观点看，野生动植物的价值都在日益增长。”
（实习生梁好对本文亦有贡献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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